西北实业公司
所谓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之“公营事业”的业务范围至为广泛。大至钢铁、煤炭，小至火柴、香烟，而且军需、民用交叉，无所不包。民营事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督理委员会，由阎锡山、贾景德、温寿泉三人组成，阎为首席管理委员。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，由董事会负责掌管全部事业之责。董事会由七人组成，并由首席督理参员指定其中一人为董事长；其间共设有两届董事会，抗日战争前为陆近礼，抗战胜利后为张耀庭，分别担任两届的董事长。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及其发展演变，大致可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：[1]
2时期编辑
筹备处时期
西北实业公司于1932年 1月开始筹备，成立了筹备处。由民营事业董事会董事边迁淦为召集人，聘请筹备委员10人。
筹备处拟定了特产、水利、畜牧、交通、商业、矿产、冶金、化学、肥料、纺织、银行、农业等共12个工作小组。主要工作为调查与计划，也就是由各小组分工负责，在山西各县、西北各省、华北各地，作资源调查工作，经过一年多的考察与研究，依其研究的结果，作为各类工厂、矿山的设计与实施建设的依据。[1]
分组负责的建厂时期
1933年8月1日，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，设在太原城内北肖墙一号，开始建厂工作。因委员制不适于营业机关，故改为分组制，组设组长，组长之上设总理、协理。又因筹备处时期所设之组太多。乃减少组数；且因交通方面已成立兵工筑路局，畜牧、农业、水利方面在绥远省设立屯垦督办公署，银行方面成立了绥西垦业银号，均独立办理，脱离了西北实业公司范围，放西北实业公司成立之初，只设了四个组：特产组、矿业组、纺织组、化工组。
公司创业伊始，正在筹划资本和罗致人才之际，论钱尚无着落，论人则仅有几个技术人员。困难诸多，于是。阎锡山采取了两条措施：一是将责任放在组长身上，组长可以放手用人，选荐厂长，厂长对组长负责；各厂独立经营，自计盈亏，厂长的权限很大，积极性也大。二是定了一条奖罚制度，如果某一个组达不到预期目的，或者领导的工厂半数以上亏损，则年终组长应向总理自动辞职；反之如果达到预期目的或有盈利时，组长则可以受到奖励。因此，各工厂的建设都能按计划实现，建厂速度很快。到1935年 8月改为总管理处时的两年间，便创设建成大量的经济事业。[2]
时至1935年，虽然有的工厂仍然在建设中，但多数工厂已开工生产，西北各厂的职工也成百上千地增加，原料购进，成品销出，经营业务日益扩大，加上兵工的11个工厂，使公司的实力大增，作为指挥和管理工厂的公司各组，也随之膨胀扩大。西北实业公司在仅仅短暂的二年中，其发展的规模也相应宏大。[1]
设总管理处时期
西北实业公司经过筹备阶段、建厂阶段，又把兵工各工厂划入，至1935年，多数工厂已建成投产。是年8月1日，在公司内设置了总管理处。是时，阎锡山对技术人员掌握大权不大放心，便派出曾充任他行营主任的梁航标（汝舟、巨川），来西北实业公司任经理，代他全面主持其事。阎锡山仍自任总理，彭士弘仍任协理。为削弱各组长权限，取消了各组，代之以总管理处。凡是兼任西北各厂厂长者，均须脱离工厂回总管理处工作，各厂统由经理亲自领导。公司总管理处下设三部、二处、一室、四课。西北实业公司在1933年成立时，规定资本为 500万银元，到1935年10月时增改为1600万银元，时有职员 992人、工人6505人，职工总数达7497人。[2]
集权经营时期
设立总管理处之后，公司内部发生了诸多矛盾，广大技术人员情绪低落，对新兴工企事业的拓展开创，受影响很大，阻碍了山西工业的发展。
1936年夏
取消了公司总管理处及其下设的机器厂管理处。改为公司本部。公司将所属的全部工厂，划分为集中经营和独立经营两大部分。属于集中经营的各厂，由公司统一计算盈亏，各厂只负制造之责，原材料采购和产成品推销均由公司本部统一办理，这—部分的经营，由公司协理彭士弘负责；属于独立经营的各厂，一切均归各厂自行办理。盈亏责任由各厂自负，这一部分，由增聘的公司协理张书田负责。这时的公司总理仍为阎锡山，经理为梁航标。公司本部设置：工务、营业、总务、会计四部。此外，在天津、上海、西安设有办事处，在北平、绥远、宁夏、石家庄、阳泉等地设有驻在员。公司的资本总额，暂定为6000万银元。经过此次改组，削弱了技术领导部分，健全了经营管理部分。[1]
1936年 9月
成立了太白铁路管理所；在崞县（今原平市）轩岗镇成立了西北煤矿第二厂。同年十月，依照军火生产的要求，将机器厂管理处时期的11个军火工厂，改组划分为18个分厂。由新成立的西北制造厂统辖。由公司协理张书田任总办，赵逢冬任会办。1937年 2月，又在太原白家庄创设了西北机器修理厂。同年 3月，又接管了晋华卷烟厂。此时，不包括西北制造厂在内。公司有职员1398人，工人 11807人，共计职工 13205人；加上西北制造厂，职工总数为 21000余人。[1]
1937年 9月
日军进攻山西，飞机轰炸太原，生产无法维持。阎锡山着总办张书田策划搬迁，张立即行动，一面派技正马开衍飞重庆转香港，将由德国订购的25万吨钢材由香港转运重庆存放；一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方案，然而由于日军进逼，截至11月 4日，只运走精小机床1000余部，动力电机200余部，机车两部，武器半成品一万多箱（约1000余吨），高档的办公用具1000余件，原材料30万吨。所有运走的器材，还不足全厂财产的2%。11且 8日，日军占领太原，强行掠夺全市的工矿企业，不论公营、私营，一律实行军事占领，开始在经济上大肆掠夺。西北实实业公司所属各厂，除西北制造厂仅搬走不足2%的财产外，全部工厂便悉数落入敌手。西北制造厂的18个分厂，由日军华北派遣军驻天律的大木少将辖下的山野部接管，其较好的设备全部拆卸装箱，运住东京、大阪和东北、平、津，共计掠走切削设备、化工设备、冶炼设备、锻压设备、动力设备等4000余部（台），几乎拆卸一空。仅设备一项的损失，即达 220多万银元，各种器材则难以计数， 3900余间厂房被炸平。[1]
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
日军占领太原后，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和协理彭士弘，只率领少数职员，携带帐簿、文件及部分物资撤出太原，于1938年撤至四川成都。1939年春，阎锡山电召西北实业公司的技术人员，回陕西宜川筹办小型工厂，彭士弘即带部分人员赶赴宜川。1939年 7月初，在陕西省宜川县官亭镇设立了新记西北实业公司，由彭士弘任经理，曲宪治任协理。后因治安关系，干1940年 2月初，将公司迁往陕西省泾阳县鲁桥镇。及至1943年底，分散设立了五厂一所：机器厂、毛织厂、棉纺厂、火柴厂、化学研究所。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增至七厂二所：机器厂、毛织厂、纺织厂、秋林火柴厂、隰县火柴厂、官庄复兴纱厂、隰县化学厂、化学研究所、孝义钢铁研究所；加上西安办事处、随部办事处、前方购销处、公司本部，共计13个单位，总计有职员 492人，工人2700人，其中公司本部 180人。[1]
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
1945年 8月15日，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在“九·三”胜利签字前就已先期到达太原的彭士弘，根据阎锡山的旨意遂于9月1日前接收了“山西产业株式会社”中原西北实业公司各厂。并接收了沦陷期间被日军占据的私营工厂，以及日军在侵华期间所建的工厂。西北实业公司战前原有的工厂，都是规模较大的，如煤矿、铁矿、炼钢、机器、兵工、化学、机车、耐火、洋灰、电化、发电、造纸、毛织、皮革、印刷、卷烟、火柴等厂矿。日军侵华期间，在“军管理”的名义之下，无论公营或私营的工厂，一律全部强占，在山西全省编成了“军管理”的46个工厂。1942年 4月，由“军管理”移归了由日本三菱、住友等各财团组成的“山西产业株式会社”管理。西北实业公司在接管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时，并未将日军强占的私营工厂退还原主，而是原封不动地换为己有，如太原城内发电厂、太原面粉厂、太原面粉分厂、太原纺织厂、榆次纺织厂、榆次面粉厂、平遥面粉厂、临汾面粉厂、临汾发电厂、运城发电厂、忻县发电厂、太谷发电厂、大同兴农酒精厂等13个工厂。此外，日军曾把张家口、大同作为其伪蒙疆自治联合政府的基地，在大同新设了钢铁、机器、水泥、火药等一批重工业工厂，积极经营，同对太原的掠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举措，其目的是将伪“蒙疆自治区”作为第二个伪“满洲国”而蚕食中国。日军投降后，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曾派员来到山西接收工业，阎锡山以“大同各厂是西北实业公司在战前所建的”为由，瞒过了经济部的这些不了解山西工业历史的“接收大员”，西北实业公司便将日本人所建的这些工厂也接收过来，并把大同各厂都冠以“西北XX厂大同分厂”的名称。如西北炼钢厂大同分厂、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大同分厂、西北洋灰厂大同分厂、西北火柴厂大同分厂、大同黑铅厂、大同玻璃厂、榆次棉织厂、榆次硭硝厂、太原棉织厂、太原织造厂、太原油脂厂、太原氧气厂、灵石铁矿所等13个厂矿。这样，西北实业公司所辖的工厂，同抗战前相比数目增多，共有54个工矿单位。其中。公司原有的工厂28个；强占私营的工厂13个；接收日军的工厂13个。[1]
西北实业公司抗战前在太原北肖墙一号的地址，沦陷期间充作日本驻屯军的仓库，于是，公司便设在太原典膳所十号“山西产业株式会社”故址。不久，后方的人员相继返回太原，恢复了西北实业公司的原有组织。西北实业公司虽然在抗战前就已经营了若干年，但一直未向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申请注册；抗战胜利后，以商营的办法履行了注册登记手续，经南京政府经济部批准备了案。然而，因“西北实业公司”的名称，已有人在天津申请备了案，几经交涉后，才于1947年 8月，改称“西北实业建设公司”了结。[3]
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全部职工总数 25896人，其中工人 23421人。公司本部职工 899人，其中职员 541人，工人 358人。[1]
西北制造厂本部及设在川、陕广元、城固等县的各分厂，抗战胜利后，因路途遥远，运输困难，没有迁回太原，于1948年移交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，仅有少数技术骨干回晋。设在山西孝义的分厂迁往大同；设在临汾、蒲县、隰县等地的分厂先后改为军队修械所，仅有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了乡宁分厂。1946年，乡宁分厂职工发展到3000余人；1947年冬由李梅雨负责，迁回大原河西万柏林，设备 200余部，职工2000余人，并在万柏林设了两个分厂：北厂设在日军所建的窒素厂内，月产步枪千余支；南厂设在窒素厂宿舍区，月产七九轻机枪16——20挺，仍沿用西北制造厂的厂名。1948年 6月，西北制造厂的设备增至 354台，职工增至3630人，后又将设备增至 596部，最高月产轻机枪 680挺，重机枪12挺，七九步枪 500枝，七五山炮弹 3万发，手榴弹4000枚。这时的西北制造厂已同晋兴机械工业有限公司、正兴机器公司等一样，均为山西民营事业董事会属下的兵工或兼造军火的工厂。已不是西北实业建设公司的企业了。[1]